1988年秋季，浙江金华，一名商人因涉嫌经济犯罪被检察机关拘留。在他父母的家中，办案人员意外地在一个旧木箱里发现了存款单、彩电的发票和一张欠款的字条。这张字条的签名牵扯出一名退休的北京干部，以及一位掌握关键物资审批权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。案件的主角是58岁的李田民。她年轻时投身革命，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曾在新中国成立后从事党务及干部管理工作，因表现出色多次被评为先进。离休前，她还曾捐赠500元奖金给单位的幼儿园。

然而，情况在她离休后发生了变化。1987年，李田民因离休而与北京市委组织部告别。目睹一些人凭借其职务和关系过着富裕的生活，她的心理逐渐失去平衡。在朋友介绍下，她进入国家农业部的华农贸易公司，担任业务经理。虽然职位体面，但收入远不能满足她的奢华生活需求。

于是，她开始频繁宴请、包租轿车，并住进高档套房。随着越来越大的消费支出，离休工资和经理收入承受不起这样的花费，她开始将个人消费的票据进行报销，随后转而以紧俏商品和“好处费”为目标。尽管李田民对合同、贷款和贸易流程并不熟悉，真正支撑她的是一个被她称作“弟弟”的李明福。两人并无血缘关系，仅因同乡相识。李明福当时在国家机关工作，掌握着审批相关资源的信息。

华农贸易公司正是看中了这层关系。一次宴席上，李田民直言不讳地表示没有李明福的帮助，她根本无法胜任经理一职。李明福的答复似乎谨慎，却开启了两人越过道德界限的序幕。他写信、打电话给安徽等地的企业，请求他们“照顾”李田民。企业因面临原材料短缺，不敢怠慢对待有审批权的李明福，从而形成了一种隐秘的利益联结。

李田民一旦获得资源，没有停歇的打算，她将彩电和冰箱转卖给外地商人，谋取现金和家电。为了维系关系，她不断向李明福输送利益，曾为他支付电视机款、电话安装费，甚至给过一次1万元的现金。李明福的妻子见到如此巨额的现金曾好奇：“这么多钱放哪了？”李明福却随口应道：“大姐给的，收着就好。”

然而，真正将案件揭开的关键人物是金华商人葛剑平。他在1988年火车上遇到李田民，后者借机炫耀自己有“弟弟”掌控彩电审批。葛剑平洞察到财富机会，便送上录像机、金项链，并承诺分批支付回扣，以低价购买彩电。李田民借李明福的名义向成都相关企业施压，要求大量彩电，企业为保住原材料和外汇安排只能屈服。葛剑平获利后，便将现金和物品返还给李田民，甚至在一次交付时，她还要求对方补齐数额，显示其贪婪。

另一商人顾继波随后也卷入其中，向李田民提供现金及奢侈物品，换取冰箱和彩电的指标。李田民甚至提前向他透露彩电专营政策，鼓励他抓住“最后一波机会”。顾继波在获利后，单笔利润达到数万元。

案件的转折点出现在葛剑平被查后。1988年9月底，金华市检察院依据举报将其逮捕。经过审问，葛剑平供出了李田民、李明福及顾继波。随即，浙江省检察机关组建联合工作组，前往北京、山东、安徽及成都展开调查。李田民对此并未感到警觉，仍在各地活动，甚至与顾继波密会。检察机关意识到，如果不及时采取行动，她可能会销毁证据并通知李明福。经过策划，办案人员在杭州设下埋伏，将其逮捕。

1989年1月底，李明福在北京被拘留，随后两处住所被搜查，发现多个录像机、冰箱、各类金银首饰及高档烟酒，李田民那一度崇高的干部形象也因此出现了巨大的反转。1989年11月25日，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最终判决：认定李田民贪污受贿金额达18万余元，判处死刑，缓期二年执行，剥夺终身政治权利；而李明福则因收受贿赂1.3万余元，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。这里的“死刑”实际上是死刑缓期二年。